近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校长林丹明接受《留学》杂志（2026年第7期）访问。他基于广以实际办学经验，探讨了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下，高校如何破解科创人才培养中的系列难题，培育出适应时代需求、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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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转载自《留学》杂志

“成功的人才培养需要植根于贯通产学的开放型创新生态系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深度交织，科创人才的培养成为关乎国家发展主动权的根本大计。在我国全力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破解科创人才培养中的系列难题，培育出适应时代需求、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作为中、以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标志性平台，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自创办以来，始终积极探索科创人才培养的可行路径。为此，本刊采访了该校党委书记林丹明，希望其基于实际办学经验而生发的思考，能够为中国高校在变局中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创力量，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案。

01 时代呼唤具有多维素养的科创人才

《留学》: 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科创人才培养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使命。在您看来，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创人才？

林丹明：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获取方式，促使知识更新从“线性增长”向“指数级爆炸”转变。大模型的能力在赶超人类专家，单纯以知识储备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已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需求，甚至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这个时代呼唤的科创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更需拥有识别问题的敏锐度、跨界整合的能力、创新转化的本领和国际竞争的视野。

其一，发现问题的能力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稀缺。人工智能擅长解题，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这意味着科创人才的核心价值必须向创新的前端迁移，即具备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的能力，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识别出那些“重要但尚未被解决”的问题。这种能力，比单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稀缺，也更具战略意义。

其二，跨界整合是创新的源头。面对日益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时代需要的是“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善于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以新材料研发为例，研究者不仅要深入理解固体物理与化学、掌握材料的微观结构与合成路径，还需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计算模拟，并通过材料基因组学开展高通量筛选。这种跨越实验科学与数据科学边界、洞悉多领域底层逻辑的能力，正是创新的源头。

其三，创新转化的本领关乎国家战略。创新不能止步于实验室的论文，而要转化为原型与产品。时代需要的科创人才，要能够跨越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面国家战略中亟待突破的“卡脖子”难题。

其四，国际视野是竞争的关键。真正的科创人才应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高效整合国际资源，在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中掌握标准制定权与话语权。这不仅是突破技术封锁的关键，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02 人才培养既要自主也要合作

《留学》：您曾撰文提到，“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国际科创合作既面临寒流，也涌动着开放创新的暖意”。您如何看待国际科创合作在培养科创人才方面的作用？当下，我国高校在开展国际科创合作方面面临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林丹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双重叙事”时期：一方面是创新逻辑主导的“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则是以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政策为牵引的“脱钩断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科创合作对人才培养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凸显其战略价值。

在封闭环境中培养的人才，往往难以摆脱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而国际科创合作，恰恰是打破认知茧房、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力量。

以中外合作大学为例，其国际化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使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科研范式、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而这种认知碰撞本身就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同时，参与国际科研合作，也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跨文化沟通、分布式协作、知识产权谈判等课堂难以传授的“软技能”。

事实证明，现代大科学工程大多是跨国协作的产物，突破性创新也往往孕育于学科交叉点上。而国际科创网络因其“弱连接”特性——交流频次低、信息覆盖面广，常能帮助研究者跨越学科壁垒，找到具有互补性的合作伙伴，进而激发创新思维中的“美第奇效应”。

当前，我国高校在开展国际科创合作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一方面，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推行“泛安全化”政策，出口管制、签证限制、实体清单等手段层出不穷，不仅阻碍了人员流动，更在心理层面制造了互信危机。受此影响，不少所谓的“国际合作”停留在互访、签署备忘录、举办研讨会等浅表化、形式化层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国许多高校在国际化合作的管理上仍存在制度壁垒与机制僵化问题，如在项目审批、经费使用、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不够灵活，因此而削弱了各方参与国际科创合作的积极性。

化解上述挑战的关键，在于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以我为主，构建富有韧性的国际科创合作网络。

作为一所理工科中外合作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深刻认识到这一办学使命，依据区域产业发展态势，主动布局科创活动重点，充分利用以色列理工学院这一顶尖科创平台的资源，汇聚国际化科创人才，努力打造服务区域创新生态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窗口，力争成为连接全球科创合作网络的重要节点。

同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学校高度重视建立国际科创合作的合规底线，不断完善涉外风险评估与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让参与科创合作的师生“敢合作、能合作”。

《留学》：“人才自主培养”是当前政策的高频词。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语境下，您如何理解“自主培养”的内涵？面对技术封锁与国际竞争加剧的现实，高校在科创人才培养方面应如何平衡“开放合作”与“自主培养”之间的关系？

林丹明：简单来说，“人才自主培养”包含四个核心维度：

一是目标自主，即培养目标由国家战略需求和大学自身发展逻辑共同决定；

二是体系自主，指大学拥有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三是标准自主，即逐步建立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世界水平的质量评价体系；

四是能力自主，即国内高校具备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能力，能够为攻克“卡脖子”难题、探索科学“无人区”作出贡献。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语境下谈“自主培养”，看似矛盾，事实上，这种讨论恰恰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开放环境中追求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逻辑——开放合作旨在打破认知局限，更高效地构建国际竞争力；自主培养则体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融通中外的主动性与掌控力，其核心是服务国家战略。

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例。学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融入国情教育，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家战略与本土需求，这体现了培养目标的自主性；在培养体系和标准方面，学校对以色列理工学院及其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消化、吸收，并结合国情加以创新，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在培养能力方面，学校已培养出一批扎根本土且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师资，并建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办学制度不断完善，独立造血能力显著提升。

实践证明，“自主培养”的核心是“以我为主的开放”。它要求我们在利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教育主权、培养目标和价值导向的坚守，明确最终目标是——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提升中国高校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

03 系统改革，破解培养体系短板

《留学》：结合您的观察与实践来看，相比国际上的一些创新高地，当前我国高校在科创人才培养体系上存在哪些结构性短板？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

林丹明：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占据创新高地，与其成熟而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例如，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产学研深度耦合系统，德国以学术训练与职业教育的无缝衔接闻名，以色列则凭借敢于质疑、宽容失败的教育文化和制度设计孕育了成千上万的科创人才与初创企业家。

相比之下，中国高校近年来虽奋力追赶，在人才规模和科研经费上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卡脖子”技术背后的人才质量短板依然突出，亟须在发展中推进系统性改革。

国内高校在科创人才培养体系上的结构性短板长期存在。从培养结构看，传统专业和传统学科的边界难以撼动，未能充分适配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从教学模式看，应试教育仍占主导地位，容错机制缺失，不利于培育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从师资队伍看，功利化的量化考核导致激励错位，教师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不足、效果不佳。这些短板背后，是一些深层次的共性问题：学科设置固化的背后是资源分配的利益格局，应试教育延续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量化考核滥用的背后是“公平优先”的评价逻辑等。

为此，在近年的办学实践中，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以深耕教学模式为抓手，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科创人才培养路径，打造了以“数理先行，提问驱动，科研导向，创新嵌入”为特色的本科教学模式。

其主要特点包括：

在课程设计上，强化数理训练，相关基础课程的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3，以此夯实学生数理基础；

在课堂教学中，激励并倒逼学生主动提问，培养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问题意识；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课题研究，通过科研训练活化知识运用能力；

在课程考核上，突破传统的试卷模式，将实验报告、产品报告及市场推广海报纳入考核范围，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每门课程均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并以最后一次成绩作为最终评定依据，以此建立容错机制，培养学生的抗逆能力和风险意识。

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留学》：新质生产力对科创人才的需求更偏向“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但当前我国科创人才培养中，“重理论、轻实践”“重学术、轻产业”的倾向仍较为明显。您认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生态，实现“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需求”的高效衔接？

林丹明：新质生产力对“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科创人才的需求，其深层含义在于：“复合”涉及跨学科整合与融会贯通，旨在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应用”强调科技知识的“活学活用”，重在优化工程实践；“创新”则着眼于原创性突破，要求在原理、方法或商业模式上取得可推广的成果。显然，“重理论、轻实践”“重学术、轻产业”的传统环境，难以培养出这类人才。

实现“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需求”的高效衔接，本质上是大学与产业界的“双向奔赴”。大学应当主动响应并对接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将人才培养理念从“以学科为中心、以知识为导向”转向“以能力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教学各环节；其科研工作的重心也应从“拿课题、发论文”转向开展“顶天立地”的研究，同步推进评价机制与科研政策的改革。

与此同时，大学应积极与产业界携手共建创新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使其成为教学科研活动与产业创新活动的连接器。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以创新创业教育见长的世界名校。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承接并延展其传统，致力于打造紧密衔接产业需求的创新创业生态。

例如，学校与中以常州创新园联合共建研究院，深入接触当地制造企业，由此衍生出一批种子项目和初创企业，对面向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学校已就业的毕业生，80%以上进入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国家战略产业，并入职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

04 三位一体，应对全球科创变局

《留学》：未来5—10年，全球科创格局将持续重构，我国科创人才培养将面临哪些新的变化与挑战？结合国际经验与我国国情，您认为我国在科创人才培养上应采取哪些长远举措？

林丹明：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竞争者”的崛起及其在产业界的快速应用，正在挑战大学作为知识传承与创新核心场所的传统地位，激发学科之间、产业之间及学科与产业之间的深度交融，倒逼大学与产业界“双向奔赴”。与此同时，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将持续影响全球科创合作与竞争格局，为此，我们必须提前布局、未雨绸缪。

目前，我国正加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战略，这是应对未来全球科创格局变化的重要举措。在科创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可考虑以下具体举措——

一是教育改革先行。将AI素养纳入通识教育，以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为抓手，快速推进跨学科专业，尤其是与AI相关的跨学科专业的发展。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引入产业界的人力、硬件乃至制度资源，打造产业嵌入式学习体验，在培养新一代科创人才的同时，助力提升产业员工的技能水平。

三是共建共享人才培养基础设施。面对规模化的前沿AI基础设施，大学或企业往往难以独立承担，集群、联盟等制度安排既更为可行也更为迫切。

四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汇聚一切可为我所用的优质资源，打造全球科创教育高地。

五是重视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将地缘政治素养纳入培养内容，建立按风险分类的多元化国际科创教育合作体系，积极打造先进的虚拟合作平台，构建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象牙塔式的大学可能落伍，成功的人才培养需要植根于贯通产学的开放型创新生态系统。为此，我们既需要战略上的耐心，也需要战术上的紧迫感。面对全球变局，中国科创人才培养必须走出一条“自主与开放并重、理论与实践融合、科技与人文共生”的新路。这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